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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写作句法复杂性研究的新发展

时间:2020-05-20 12:43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查看:  
内容摘要:二语写作句法复杂性研究是近年来应用语言学和二语习得领域的一个热点话题,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使用不同指标对此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并取得了巨大进展。本文尝试从二语句法复杂性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现存的问题几个角度出发,回顾当前二语写作句法复杂性...

  二语写作句法复杂性研究是近年来应用语言学和二语习得领域的一个热点话题,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使用不同指标对此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并取得了巨大进展。本文尝试从二语句法复杂性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现存的问题几个角度出发,回顾当前二语写作句法复杂性的研究现状,探讨句法复杂性的研究趋势和二语写作句法复杂性教学的特点,了解二语句法复杂性、多面性、多层次和多维度的本质,希望能为今后的研究设计和统计方法以及二语写作教学提供新的视角和启示。语言复杂性意义维度有助于研究者进一步建立并完善多维度指标,建立语言形式、语言功能和语言意义间的链接,兼顾评估学习者语言水平发展和写作质量的提高。

  基金项目:本文为上海市高峰学科建设项目、上海外国语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非英语专业学术英语写作分级教学模式探索”阶段性成果。

  句法复杂性(syntactical complexity)也被称为语法复杂性(grammatical complexity)(Wolfe-Quintero,Inagak & Kim,1998)或句法成熟度(syntactic maturity)(Ortega,2003:492),是指语言产出中句法结构的多样性及复杂性(Ortega,2003/2012;Lu,2011;Bulté & Housen,2014)。在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句法复杂性被用来评估教学干预对学习者语法发展和写作能力的影响,调查二语写作中任务类型对二语输出的变化影响,或评估不同学习水平的学习者写作输出随时间推移的变化(Polio,2001)。学习者写作句法复杂性体现了学习者对目的语习得的实际情况(Wolfe-Quintero,Inagaki & Kim,1998;Ortega,2003;Lu,2011),是衡量二语写作者语言行为及目的语发展整体水平的标准(Norris & Ortega,2009;Vyatkina,2012),句法复杂性的发展能够反映学习者的语言发展和语言成熟度的发展(Crossley et al.,2011;Lu,2011)。

  近几年,二语句法复杂性研究吸引了广大研究者的注意,成为应用语言学和二语习得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议题。比如,Journal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在2015年推出特刊,7篇以二语写作复杂性为主题的文章中5篇为实证研究,全面展示了二语写作复杂性研究的最新发展。

  本文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现存的问题及解决办法等几个层面,对2009年①至2017年间国内外外语类权威期刊刊登的二语写作句法复杂性研究论文进行梳理,以期为二语写作句法复杂性的研究和写作教学提供一些启示。

  Wolfe-Quintero,Inagaki & Kim(1998)最先提出利用语言流利度、准确度、句法复杂性和词汇复杂性评估语言发展。紧随其后,Skehan(1998)、Larsen-Freeman(2006)等二语习得研究者相继将语言复杂性、准确度和流利度作为评估二语水平发展最基本的指标。二语习得研究领域针对写作句法复杂性的研究多以句法复杂性指标选择及筛选为切入点,针对二语学习者写作发展进行了诸多实证研究。

  一直以来,研究者多把焦点集中在比较单一母语的二语学习者和英语本族语者在写作句法复杂性上的差异,以及二语学习者水平和写作句法复杂性的关系等方面(Ortega,2003;鲍贵,2009/2010;Norris & Ortega,2009;Lu,2011;Ai & Lu,2013;徐晓燕等,2013;Mancilla,Polat & Akcay,2017)。例如,Ai & Lu(2013)发现在论文写作输出、从属结构和复杂名词短语的使用上,非本族语学习者(本科生)少于本族语学习者;而在并列结构等指标上,非本族语者和本族语者差别不显著。与之相反,Mancilla,Polat & Akcay(2017)则发现本族语者比非本族语者(研究生)使用更多的并列和复杂短语结构。除了低水平非母语使用者在从属结构上的差别,句法复杂性指标无法区分本族语者和不同水平的二语使用者。针对调查对象话语产出的长度、从属成分数量、并列成分数量和复杂短语等10个句法复杂性指标进行评估后发现,本族语者使用了更多的从属成分,而非本族语者则使用了更多的并列成分和复杂短语;本族语者和高水平非母语者此类统计结果不显著,本族语者和低水平非母语者在从属结构上有适度差异。

  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学习者水平并不是影响二语句法复杂性的唯一原因,学习者母语差异也会影响句法复杂性(Lu & Ai,2015),这个发现和他们之前的研究结果有所差异(Ai & Lu,2013)。Lu & Ai(2015)利用二语句法分析器②,通过对比英语本族语大学生和操7种不同母语(日语、汉语、俄语、保加利亚语、茨瓦纳语、德语、法语)的二语学习者在写作句法复杂性上的差异发现,如果忽略二语学习者的母语差异,则英语本族语者和二语学习者只在14个句法复杂性指标中的3个指标上有显著差异。如果把母语差异作为变量,那么尽管二语水平接近,二语学习者和英语本族语者在写作上的句法复杂性仍呈现特定模式,其中母语为茨瓦纳语和俄语的二语学习者表现最为突出。中高水平的母语为茨瓦纳语的英语学习者在从属相关指标上高于其他二语学习者;而高水平的母语为俄语的英语学习者在从属指标上低于其他二语学习者,在并列指标上高于其他二语学习者。另外,母语为汉语的高中级二语学习者也展示出和母语为俄语的二语学习者相似的模式,从属指标和短语复杂性指标都低。因此Lu & Ai(2015)指出,二语水平影响句法复杂性的观点值得商榷,母语因素对二语写作句法复杂性的影响不容忽视。同时他们发现,非英语本族语者的高级学习者比英语本族语者更倾向于使用更长、更复杂的句子,应引起写作教师的重视(Lu & Ai,2015:26)。这个研究成果为二语教师了解不同母语背景的学习者在写作上的句法复杂性差异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

  非线性发展是第二语言动态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习得一种新的语言过程中,没有一个发展阶段或状态是静止的。例如,学习者的词汇知识和语法知识的发展变化都随时间变化,语言发展因而像一条正弦曲线而非直线,有进步也有退步,有波峰也有波谷。因此,一些纵向研究探究学习者随着时间的推移(短至一个月长至两年),其写作句法复杂性的发展变化(纪小凌,2009;Vyatkina,2012/2013;Mazgutova & Kormos,2015;Vyatkina,Hirschmann & Golcher,2015;王海华、李贝贝、许琳,2015)。虽然研究者采取的句法复杂性指标各不相同,但是研究结果都呈现为学习者句法复杂性的提高或者降低。如纪小凌(2009:180)以T单位小句数作为句法复杂性指标进行研究,发现经过一年的学习,欠成功英语学习者的“T单位平均小句数从1.65提高到1.67”;成功学习者有退步,“由1.65降至1.54”。Mazgutova & Kormos(2015)的研究也发现低水平组学习者在句法复杂性上的变化,如名词词组复杂性提高。而对于高水平学习组来说,名词短语复杂性没有持续增加,却有下降趋势。通过对两个英语初学者一个学期写作语料的分析,Vyatkina(2013:25)发现两个学习者在前一阶段的句法复杂性发展轨迹是相似的,但是在后一阶段有所差别,其中一个学习者持续使用更多的并列结构;另一个学生则使用更为多样和复杂的分句及短语结构。仍旧以二语为德语的英语本族语者为调查对象,在为期两年的写作教学中,研究者发现(Vyatkina,Hirschmann & Golcher,2015)二语初学者能够应用简单但有变化的句法修饰语,随着时间的积累,他们对句法修饰语的运用发生了变化,而最终学习者能够在分句层面使用更为复杂的修饰语。学习者在单词层面、短语层面、分句以及句子层面的5个复杂性指标都有变化,不同学习者在句法复杂性上的表现也各不相同。这些发现是对Larsen-Freeman(1997/2007)所提出的语言发展动态观最有力的支撑。借用混合效应模型(mixed effects models),Vyatkina,Hirschmann & Golcher(2015:42)还发现,英语本族语者学习德语形容词修饰语变格形式时会遇到认知困难。和语言形式变化、认知困难相关的特征随学习者写作成熟度的提高而增加,而认知困难度不高的语言特征逐渐减少。学习者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展示的句法复杂性非线性发展给课堂写作教学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指导。

  国内学者王静萍(2013:68)发现,任务复杂度对语言准确性的影响最显著,对句法复杂性没有影响。通过对57位L2学习者一个学期限时描写文文本的分析,Crossley & McNamara(2014)发现,按照教学大纲要求,学习者句法有了发展,但是人工打分评估结果却发现学习者句法特征的发展和人工打分的评估标准有所差异。为了进一步探究成功作文的特征,Crossley,Roscoe & McNamara(2014)采用聚类分析法(cluster analysis)对148篇论述文进行分析后指出,不能简单地通过预设的一系列指标定义写作质量,好的文章有多种样貌,最好的文章并不总是拥有相同的语言属性。尽管衔接连贯、结构复杂性、词汇复杂性和内容都是写作比较重要的语言因素,但作者利用语言因素的不同组合变化能够产出高质量的文章,而且每篇文章都有自己的特征。

  研究者发现,写作任务和写作时间均对句法复杂性造成影响(Lu,2011;Kuiken & Vedder,2012;Adams,Alwi & Newton,2015),学习者在写作上花费的时间多,就会产出更多句法复杂的语言。写作文字提示(writing prompt)/文体体裁(genre)/题目影响句法复杂性,论说文比叙事文句法更复杂(Lu,2011)。国内近几年也有一些此类研究,研究者主要采用从句总数和T单位总数的比值作为句法复杂性指标,如张正厚等(2010)发现写作构思时间影响学习者句法复杂性,构思10分钟组的句法复杂性高于构思3分钟和6分钟两组的句法复杂性。姜琳、陈锦(2015:370)对比读后续写和命题写作两种写作任务,发现两者“都能促进语言复杂性的发展,但前者对语言复杂性发展的短期和长期效果都相对更加明显”。曾祥敏(2011)发现学习者在限时作文和非限时作文中的T单位长度没有显著差异,但是限时作文的从句总数和T单位的比值平均值高于非限时作文。此外,还有研究者采用诸如作文类符形符比、小句分词数、平均词长等四个指标,考察学习者在完成不同写作任务时句法复杂性的变化差异(张新玲、周燕,2014),曾祥敏(2011)则采用了包括从句总数和T单位总数比值、T单位长度、子句长度、句子长度、从属子句比率、从属句子复杂性比率、句子并列比率在内的指标探讨学习者非限时和限时写作的句法复杂性变化。

  从二语写作句法复杂性的研究内容来看,研究者对句法复杂性的非线性发展达成了共识,也承认写作教学有助于提高句法复杂性(Crossley & McNamara,2014;Mazgutova & Kormos,2015;Vyatkina,2013;Vyatkina,Hirschmann & Golcher,2015),同时也指出写作任务和写作时间影响句法复杂性,但是对句法复杂性和写作质量之间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如Lu & Ai(2015:25)发现,母语为法语、德语和俄语的英语高级学习者使用的并列句比英语本族语要多,但这并不能相应地得出他们写作质量高于英语本族语者的结论,而且二语写作句法复杂性研究对于写作质量有多大帮助也是相关领域研究者需要思考的一个话题。

  研究者使用了更为复杂的数据组、数据库、计算工具和分析策略,特别是在以动态系统观考察学习者写作句法复杂性的发展研究中,研究者使用了极大值图、极小值图和维度限值图等(汪韦珊、王同顺,2015;郑咏滟、冯予力,2017)来凸显个人学习者之间和个体学习者内部的差异,做到数据的可视化。Larsen-Freeman & Cameron(2008:210)曾经指出,学习者语料分析方法有助于了解学习者语言的发展;他们还发现了学习者语言的模式和变异。最近几年,二语学习者语料库如LOCNESS③、ICLE2.0④、KanDEL⑤等也被研究者所使用。

  20世纪的句法复杂性研究多由人工计算句法复杂性指标,因此无论是样本数量还是实际使用的指标数都比较少,最少是使用一个指标,最多不超过使用四个指标,而计算工具的出现使研究者能够摒弃手工计算指标(Lu,2011:37),使自动计算多个指标、处理大数据成为可能。免费软件如由Lu(2010)研发的二语句法复杂性分析器⑥(Syntactic Complexity Analyzer,L2SCA)可以同时用多个指标分析二语写作样本。L2SCA采用斯坦福句法分析器(Stanford Parser)来分析录入文本的结构,网络版的接口能够同时分析和比较两个上限不超过1000词的文本。该分析器能同时用14个指标⑦(见表1)分析英语样本的句法复杂性,计算英语纯文本格式的单词、句子、分句(clauses)、从属句(dependent clauses)、T单位、复杂T单位、并列词组、复杂性名词词组和名词性短语的总数。L2SCA自动生成的指数和人工评分相关值在0.834到0.941之间,F值在0.830到1.000之间(Lu,2014:137)。但是L2SCA只能分析英语水平较高学习者的写作文本,且文本语法完整(grammatical completeness)、没有严重错误,而不适于分析包含大量串句、不完整句或者句末没有标点的英语样本(Lu,2014:137)。不过,L2SCA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能够基于数据库对大数据的句法复杂性进行全面分析的软件(Mancilla,Polat & Akcay,2017:115)。更多关于L2SCA在二语写作研究中的应用参见陆小飞、许琪(2016)。

  有的研究者还使用了由孟菲斯大学研发的一款免费在线工具Coh-Metrix⑧。这款工具可以计算独立文本的语言学(如名词词组、动词词组、副词词组、介词词组、无主被动形式、否定形式、分词和动词不定式)和语篇特征(如连贯、衔接和文本内容)的指标。另外该工具还能提供五项句法复杂性指标和三项句法相似性。测量句法复杂度有3种方式:(1)计算名词词组的限定词平均数,包括限定名词中心词的形容词、副词、修饰词等;(2)计算每个句子中高层成分的平均数,即结构较复杂的句子中动词词组的发生率,因为不同词类的动词词组控制单词的数量也不同;(3)句子主要子句的主要动词前的单词数。从中可以看出,词类和短语类型影响句子的密度,名词和动词短语指标越高越说明句子信息量越大,句子越复杂。注册账号后,使用者可以免费使用分析累计15个文本,但是该工具不能处理大数据,即每次不能处理超过15000词以上的单个文本。有学者采用该工具考察学习者的写作质量,如杜慧颖、蔡金亭(2013)利用Coh-Metrix考察了中国英语学习者议论文写作质量的语言特征,他们发现句长这个句法复杂性指标和作文质量的相关度较高,但Coh-Metrix更适合评估语篇层次的连贯性。关于Coh-Metrix使用的一些局限性,参见陆小飞、许琪(2016)的文章。

  由于二语习得领域的部分学者还没有就二语句法复杂性达成共识,因此句法复杂性指标的选择是所有研究者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二语写作句法复杂性研究中,研究者主要关注中高级水平学习者的句法复杂性,因此多考察句法从属指标。如中高级水平学习者用到更多的从属结构(Norris & Ortega,2009),但以从属和T单位均长(MLT)这两个指标来说,它们并不能展示L2学习者语言发展的全貌(Norris & Ortega,2009;Ortega,2012)。Bulté & Housen(2014:56)也指出,从属结构并不适合用来说明所有语境下的二语写作文本,因此并不适合用来评估高级学习者的写作成熟度。而且,以从属指标为例,虽然计算方式不同,但对其中的三个指标——每个T单位子句均值、每个C单位分句均值以及每个子句非独立成分或者从属子句的均值进行测量后得出的数据高度相关,因此只需在三个从属指标中选择一个,就可以评估句子从属关系的复杂性。同时采用这三个指标会造成指标使用的重复和冗余(Norris & Ortega,2009),这个看法已经由Lu & Ai(2015)证实。他们发现二语习得研究中比较常用的三个从属指标(每个T单位的复杂T单位、每个子句的非独立子句、每个T单位的非独立子句)的数据模式一致,而且每个子句和每个T单位的复杂名词结构也显示出一致的模式。Lu & Ai(2015)认为将来的研究可以在从属和短语复杂性两个维度各选择一个指标,这样可以避免重复评估同类指标。近几年,研究者根据学习者的水平和句法复杂性多维度特性,采用了不同的句法复杂度测量工具,如邱建华(2014)、熊淑慧(2017)和郑咏滟、冯予力(2017)。

  众多研究者都一致认为单一的指标无法体现学习者的句法复杂性,但是对指标的选择目前还没有定论,因此有学者提出建立多维度指标评估体系(Norris & Ortega,2009)。Yang,Lu & Weigle(2015:55)利用现有文献提供的指标,从生态学角度提出了句法复杂性指标多维度框架(图1)。这个多维度框架把句法复杂性中各个指标的层次作了划分,他们将子句用来指限制性子句,而用非限制性成分(non-finite element)特指非限制性子句,把限制性从属子句和非限制性成分当作从属成分。在图1中,句法复杂性指标包含句子的整体复杂性、限制性从属子句、并列子句和分离子句(sub-clausal)的细化、非限定成分/主从、并列短语和复杂的名词词组等。平均句长(MLS)和T单位均长(MLTU)被视作全局复杂性(global complexity)指标,而其他六个指标为局部复杂性(local-level complexity)指标。

  不同的语言交际目的也会影响句法复杂性的变化和句法指标使用的差异。Pallotti(2009)曾经指出语境因素影响语言复杂性,语言复杂性和情景适度性以及体裁和任务的本质相关。如在描写文文体中,描写文的交际目的通常是描写人物、事物和现象的特征,这种特征的描写通过名词词组和修饰语来实现,而不是通过从属从句展示因果关系或者时空关系。以短语复杂性为例,学术写作的特征是复杂名词词组和名词化的使用(Halliday,1989)以及短语层面的复杂名词化(Biber,Gray & Poonpon,2011;Lu,2010)。因此,解决句法复杂性指标问题不免要探讨语言形式和意义的关联。

  语言的意义和语言的功能复杂性在人类的话语交际中是不可分割的,传统的语言复杂性研究把语言形式特征如词汇和语法复杂性作为研究焦点,忽略了语言复杂性的话语—意义维度(discourse-semantic),即语言形式产出的意义和交际目的。基于系统功能语法,Ryshina-Pankova(2015)提出,用语言的意义维度(meaning dimension)来探究语言形式的复杂性和语言功能在构建文本意义上的关联。

  Halliday & Matthiessen(1999)认为语言发展意义的表达首先以并列成分或者可以独立存在的词汇、句子和子句表达开始,然后通过附加从属成分作为资源扩展意义,表达意义之间的逻辑关系,最后借助于语法隐喻(主要是名词化⑩实现)实现更高层次的语言。例如,在以下两句中,butter和knife由“表示实体化的名词,被隐喻化表示物质过程的动词。”

  系统功能语法视角下的语言是一个多层次系统,如图2的分层模型(Ryshina-Pankova,2015)所示,语言分为语境、内容和表达三个层次,这几个层次把经验转换为意义(Halliday,2004)。内容分层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和意义有关的语义层,另外一个是意义被转化为词汇语法层。意义和词汇语法并非一一对应,受社会环境、社会关系及交际目的的影响,人们通过选择不同的措辞来实现意义。以名词化隐喻为例,其在形式上比动词或者动词词组更为复杂,可以增加诸如介词词组、定语、关系从句以及同位语等修饰成分。因此名词化隐喻可被视为结构复杂性的吸引子(attractor)。结构的复杂性也导致名词化隐喻在语义上的复杂性和意义的延展性,满足特定情景中使用语言的交际目的。比较下面两个句子,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句法复杂性还是语义复杂性上例(5)都比例(6)高,能够满足更高级文本写作的交际目的的复杂性要求。

  名词化隐喻增加了语篇的抽象度和复杂度,因此经常出现在学术性书面语篇中。而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语篇又受情景语境的影响,话语范围、基调和方式制约人们对意义潜势的选择(朱永生、严世清、苗兴伟,2004:169),特别是距离因素对话语范围和话语方式的影响较大,会造成语义和词汇语法层面复杂性的差异,语义复杂性和词汇语法随距离增加而增加。因此我们会看到在不同情境中,话语展示出不同的句法形式和语义复杂性。

  Ryshina-Pankova(2015)提出的语言复杂性意义维度解决了众多研究者面临的二语写作句法复杂性指标选择的问题,便于研究者在处理数据的句法复杂性之前确定词汇语法资源的语域/体裁/任务。不过,名词化隐喻的成熟运用对L2学习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词汇量、词族和词目的掌握对词语的搭配有很大的影响(Ortega,2015),从这个层面上来讲,词汇复杂性和句法复杂性研究密不可分。当前对词汇复杂性以及句法复杂性的研究相对独立,如国内学者(万丽芳,2010;许先文,2010;黄沭云,2012;王海华、周祥,2012;朱慧敏、王俊菊,2015)进行的二语写作词汇使用及词汇丰富性发展研究,还有本文引用的其他国内学者进行的写作质量及写作发展等研究。目前国内外有为数不多的研究将词汇复杂性和句法复杂性结合(鲍贵,2010;Mazgutova & Kormos,2015;郑咏滟、冯予力,2017),因此,Ryshina-Pankova(2015)构建的语言复杂性意义维度特别是写作中语法隐喻的使用,或许将对今后研究者探究词汇复杂性和句法复杂性的关系提供非常有价值和有意义的指导。

  句法复杂性的意义维度为解释二语写作句法复杂性实证研究中出现的句法复杂性数据差异现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如果在调查二语写作句法复杂性之前,研究者能够明确写作任务、写作目的以及文章的体裁和语境等因素,就会比较容易地对句法复杂性指标进行筛选,针对不同体裁、语域和写作目的,有针对性地就不同类别的句法复杂性进行研究,做到形式和意义的统一。句法复杂性的意义维度也会激发对意义维度感兴趣的研究者进一步探究词汇和句法复杂性对L2语言复杂性的影响,以及词汇复杂性对句法复杂性的影响。

  在英语写作教学实践过程中,如何帮助学习者在提高句法复杂性的同时提高写作质量是写作教师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在英语写作教学实践中我们不难发现:有的学习者过于重视文章的结构,忽视了不同交际目的的要求,因此无论在体裁上还是句法词汇上都鲜有变化,句子结构比较单一,用词比较贫乏,准确性较差;有的学习者不分体裁使用比较复杂繁琐的句式;有的教师又过于重视语言形式,忽视了向学习者讲解各种体裁在意义表达、语言形式、语言功能之间的差异和人工评估的标准。

  基于现有二语句法复杂性研究的成果,本文尝试对英语写作教学的具体操作提出几点设想,限于篇幅,这里主要就教学资源、教学内容和人工评估标准进行初步探讨。

  (1)教师需要建立英语范文语料库,为学习者提供语言示范。这个语料库中包含英语母语者以及二语使用者的高质量作品,体裁多样,篇幅长短不一,包括记叙文、说明文、论说文和描写文。文本的题材包括科技、经济、金融、法律、哲学、政治等。

  (2)除了介绍不同体裁文章的写作特点和写作目标之外,教师应向学生呈现高质量文章的多种样貌,帮助学生建立起对高质量文章初步的感性认识,特别是帮助学生了解文章的写作目的、语言形式及意义之间的关系,这样做的目的是将教学内容和评估标准紧密结合。当前国内出版的英语写作教材多以标点符号、句子写作、段落写作和篇章写作这个顺序来安排教学内容。这在某种程度上割裂了写作目的和写作内容及语言形式的内在关系。如果能够将教学内容和评估标准相结合,通过分析欣赏多篇同体裁范文的语言特点和写作目的,明确每次写作任务需要达到的目标,必将对提高英语写作质量大有裨益。

  (3)确定更为细化的人工评估分级标准。分级评估符合语言发展的动态系统观和二语学习者语言的非线)。在进行写作任务之前,让学生留意评估的标准和交际目的,有针对性地完成写作任务。结合当前二语句法复杂性的研究成果,特别是非母语学习者过度使用复杂句式包括并列短语的现象,建议教师在制定各种体裁文章的写作评估标准时注意要有针对性,考虑到写作体裁和写作目的及写作内容的差异会影响文章的句法复杂性。例如,记叙文的交际目的是呈现事件或者人物内心的冲突、事件的结果和事件的意义,为了呈现因果关系或时空关系,记叙文的写作会用到较多的从属从句和动词词组。初级评估标准不妨以文章是否具备记叙文的交际目的、记叙文的组成要素特征(冲突、结果、意义、时空因素等)为考察点;中高级标准则以记叙文的句法复杂性(如明确要求学生要注意使用从属从句和动词词组)和交际目的的统一为考察点。以短语复杂性为例,学术写作的特征是用到复杂名词词组和名词化(Halliday,1989)以及短语层面的复杂名词化(Lu,2010;Biber,Gray & Poonpon,2011)。因此,解决句法复杂性指标问题不免要探讨语言形式和意义的关联,忽略哪一方面都将不利于提高学习者写作句法复杂性和写作质量。另外,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人工评估和计算机评估有所差别。如Crossley & McNamara(2014)利用Coh-Metrix分析学习者的文本,发现经过一个学期的写作教学,学习者使用了更多的名词和短语复杂结构,写作风格变得更为学术化,但是人工评估却更重视子句复杂性,况且在写作教学中,教师一般不以句法指标作为评估标准之一。因此,如何将机器评估的研究成果应用于人工评估标准的制定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究。

  (4)词汇和句法不可割裂。教师需要了解学习者的现有水平,不能让学生片面追求词汇和句法的复杂性而降低写作质量。这需要教师给每位学生制作写作电子档案,通过计算机技术对学生的句法复杂性发展进行监控,并及时给予学生有效反馈。

  二语句法复杂性研究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都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如母语因素对二语写作的影响、二语写作句法的非线性发展、写作任务和句法复杂性与写作质量的关系等;研究者使用了学习者写作语料库、多样的研究工具和研究手段;研究者不仅观察学习者内部变化也关注学习者之间的变化,而且将语言的意义和形式相结合,重视写作中的语言交际功能。所有这些都丰富了二语句法复杂性研究的内涵。从众多研究者对二语写作句法复杂性的不同观点和研究结果不难看出其多义性、多层次及多维度的本质,这也进一步引发了研究者思考句法复杂性指标、词汇复杂性、二语写作质量、学习者母语因素和写作教学之间的关系,对今后的研究方法提供了更高的要求。因此,研究者需要思考如何进一步建立完善二语写作复杂性多维度指标,“分析大量的语言使用数据”(陆小飞、许琪,2016:418),建立语言形式、语言功能和语言意义间的链接。在二语习得领域学者针对二语写作进行的持续、大量的实证研究将促进二语写作教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

  ①Norris & Ortega(2009)提出建立多维度句法复杂性指标,因此本文以2009年为起始点对二语写作句法复杂性研究的进展进行梳理。

  ④由16个不同母语背景的外语学习者所写的论说文构成的语料库,有370万词。

  ⑩胡壮麟(1996:4)认为名词性隐喻是“将过程(其词汇语法层的一致形式为动词)和特性(其一致形式为形容词)经过隐喻化,不再是小句中的过程或修饰语,而是以名词形式体现的参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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